19岁那年，于小慧刚在沈阳话剧团站稳脚跟，却闪电嫁进高干家庭，谁知20岁生下儿子才21天，就因为丈夫出轨加家暴，抱着孩子净身出户逃离。
1986年，在沈阳，刚开春，在法院门口，于小慧站在台阶下面，怀里抱着个刚出生二十一天的娃，兜里揣着三十八块五毛钱，这是她全部的身家了。
一年前，她还是沈阳话剧团里一个练水袖的姑娘，长得秀气，业务又好，团里正拿她当重点苗子培养，追她的人一直没断过，可她偏偏就看上了秦峰。
人家是高干子弟，花钱大方，见面就说甜言蜜语，天天车接车送，把她哄得找不着北，家里人都急坏了，她爸话说得特别绝：你这就是自己往火坑里跳。
可十九岁的年纪，就像棵向日葵，只顾着追太阳疯长，哪会注意到自己的根已经扎进烂泥里了。
结婚那会儿，流水席摆了整整三天，鞭炮的红纸屑把青石板路都铺满了，捧花上的绸带颜色还没褪，那辆锃亮的进口小轿车就开始整夜整夜不回家了。
一开始她还自己骗自己，说大户人家规矩多，直到有一次产检回来，在楼道里撞见自己丈夫搂着个化浓妆的女人，那一刻，她好像真的听见了金丝雀笼子被焊死的声音。
孩子生下来第二十一天，她哆嗦着问丈夫去哪儿了，迎面就挨了一拳头，鼻梁骨当场就断了，血滴在包孩子的小被子上。
更绝的是，门口还站了个挺着大肚子的陌生女人，说是秦峰让她来“教孩子叫妈”的，在调解室里，律师把一份协议往桌上一扔：“孩子归你，但你得净身出户，一分钱都别想带走。”
于小慧低下头看了看纸上那行字，怀里的孩子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她在协议书的角落签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往后的日子，就是一个字：熬。
娘俩挤在话剧团的宿舍里，早上五点，她把儿子用背带捆在身前，蹬着三轮车去批发市场进袜子卖。
中午胡乱扒两口冷饭，又得赶回排练厅，化妆镜里能看见她睫毛上都结了霜，有一回儿子打翻了热水壶，整条胳膊烫得皮开肉绽，她捏着那本薄薄的存折，几乎跪遍了所有亲戚家的门，换来的只有“克夫相”三个字。
最难熬的那几个晚上，她把婚纱照翻出来撕得粉碎，却在灰烬里摸到一张发黄的小纸条，上面只写了三个字：活下去。她就真的，凭着一口气，活下来了。
1992年深秋，一位导演在剧场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众演员，别的演员候场时不是补妆就是聊天，只有她，一边哄孩子一边默背台词，那眼神专注得，好像要把每个字都嚼碎了咽进骨头里。
拍《血战奉阳城》时，她演一个宁死不屈的村妇，那一声吼从她嘴里出来，监视器后面的老导演“噌”一下就站了起来，从那年往后，找她拍戏的邀约就像雪花片一样飞过来。
1996年，拍《和平年代》的时候，她演军嫂慕容秋，一场哭戏连着拍了七条，她始终没从情绪里出来。
后来场务发现，她怀里抱着的保温杯上，贴着一张照片，是她儿子从英国利物浦大学寄回来的入学照，那时候的于小慧，演戏已经不止是在演戏了。
九十年代那会儿流行下海经商，她也去试了试水，倒腾过走私的彩电，也押船运过渤海湾的对虾，最风光的时候在深圳包下过一整层的写字楼。
有一次酒桌上，一个煤老板举着洋酒说要认她当干妈，她晃着高脚杯，笑得淡淡的：“我儿子叫我妈就够了。”
转头就把合同锁进了保险柜，没别的原因，就因为那个煤老板多看了她秘书两眼。
后来，一个叫李华的骗子卷走了她上千万的投资款，那时候她正在国外陪儿子参加毕业典礼，警察来问情况，她就说了一句话：“钱没了能再赚，心别蒙上灰就行。”
现在的于小慧六十岁了，还活跃在片场，有一次拍雨戏拍到凌晨三点，场务要给她打伞，她摆摆手说：“不用，当年抱着孩子走夜路的时候，雨可比这大多了。”在休息室里啃着盒饭改剧本，手机屏保是儿子抱着孙子孙女的合照。
手上戴着二十块钱的银镯子，却舍得给山区的孩子捐书，收工后，她一个人走向等着的保姆车，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像一条歪歪扭扭、却贯穿了四十年的荆棘路，每一步，都走得很扎实。
人这一辈子，真正的豪门从来不在房产证上写着的，是你被家暴时敢掀翻桌子的那股狠劲，是你破产时敢重头再来的那口气，是你六十岁了还能为一句台词较真的那颗赤诚的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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